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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莺鸣

诗词楹联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愿与各界诗联爱好者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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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育。中学高级教师。有论文及作品百余篇散见于各级报刊。退休后加入中国楹联学会和湖南省楹联家协会。平生爱好诗词楹联,作品入选《中国对联作品集》《中国楹联年鉴》等多种选本。获奖数十次,中国楹联学会曾授予“中国联坛百强”称号。现任省联协常务理事、永州市楹联学会会长,主编《潇湘楹联》。 凡对本学会予以赞助的个人和企业,我学会将长期提供楹联文化方面的优质服务(包括撰写贺联、行业联、题赠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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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所有制、分配以及法权的再认识  

2016-11-06 12:07:58|  分类: 杂谈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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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3 17:36:59|  分类: 默认分类|举报|字号 订阅

         对所有制、分配以及法权的再认识

一、       对所有制问题的再认识

有些传统理论,认为所有制问题是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认为所有制问题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并且是判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准。这种传统理论认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并且分为两大类,即公有制和私有制。这种理论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其要点就是存在着资本所有者对工人的剥削。从更深层的理论上讲,是工人阶级创造了“剩余价值”,而这“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拿走了。

传统理论指出,惟公有制才可以消灭剥削,惟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但是,这种理论没有确切地回答,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是否同样创造“剩余价值”,如果同样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哪儿去了。

传统理论认为公有制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全民所有制”,另一类是“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所谓全民所有制主要是指国营企业;而集体所有制主要是指在城镇和农村的生产合作社。另外,在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也包括商业),被认为是具有公有制性质。

中国的国营企业从来也没有明确过中国的每个国民在其中拥有多少“股本”,国营企业所获取的利润,从来也没有分配给每一位国民。中国的国营企业,经营权归国家有关部门指定的官员所有(一般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每个国民无法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经营管理。国营企业说是全民所有,但事实上是全民没有。这里,全民所有制的虚假性毋庸多说,而虚假性的存在,不外乎表现了理论上欺骗性的存在。

中国的合作社经济,尤其是农村的合作社,入社社员的土地、生产工具、用于生产的(甚至包括非用于生产的)牲畜,往往是不计“股本”或模糊“股本”概念的。合作社如果说有分红(实际上没有)的话,根本不考虑有关“股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不管你投入的多还是少,一律按劳动工分分配。这就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包括商业)实现的过程是,厂房、机器设备、现有原材料和燃料、现有产品或商品、店铺和周转资金,全部由“私家”出;公家(国家)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不出,只出一名负责经营管理的代表,接手经营管理权。上述所有具体问题安排完毕之后,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于是“合营”成功。当然了,资本家是有定息的,定息多少,公家说了算(“文革”期间彻底取消)

1956年中国农村的合作社普遍进入了“高级社”阶段,中国城镇中的私营企业(包括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这就是说,中国全面实现了经济方面的“公有制”,于是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立刻占领了国家级的道德制高点。在此后出台的所有方针政策,都有相应的理论支撑,而所有的理论无不披上了为人民服务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令人炫目的美丽的外衣。在这种形势(大势)之下,上述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多少与“公平、公正、公开”相悖的事情,是不准被说破、被点明、被拆穿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谁也不要置喙,不要“说三道四”!如若国内有人说三道四,明年右派的“桂冠”,必将被强行戴在头上,让阁下尝一尝被专政的滋味。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复杂。以“私有”而言,一个人的企业是“私有”,三个人合办的企业还是“私有”,但数十人甚至更多人合办的企业,也还是“私有”吗?“更多人”难道不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吗?“集体所有制”到底应该如何界定?试问,一个人是“个人”,多少人才可以称为“集体”;一个人是“私”,多少人才可以称为“公”。在西方国家,所谓“股份公司”比比皆是,数不胜数,“集体所有制”的帽子为什么不可以戴在这些公司的头上?私有制的帽子何以必须戴在这些公司的头上?

有的西方国家,将国营企业分解成若干股,然后将所有股份分给本企业职工。由于本企业职工全部持股,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工作以及创新的热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股东,是产权所有者,是真正的主人,他们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自己。西方国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仅国营企业,甚至包括了其他企业,实行了职工持股计划,有力地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然而,有些传统的经济学家,根本无视其中的积极因素,依然把这种事例和现象视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有些“理论家”在无视常识和一般事理逻辑的时候,脑子真的可以进水、思想真的可以僵化。

再考察一下所谓“公有制”问题,多大为“公”?实在难说。一村、一乡、一县、一区、一省、一国,多大可以称为“公有制”的“公”?现在还有一洲的问题、有跨国的问题、有诸国的问题。此外,村、乡、县、省、国、洲,有大有小,相差可以很悬殊。有的所谓“国”,其面积和人口,不如一个县大,甚至不如一个乡大,这又怎么说?

二战结束以后,不少国家的证券市场,尤其是股市,蓬勃发展,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股份公司大爆发,投资于股市的“股民”,也跟着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大爆发。按理说,投资于股市的、购买盈利性基金以及某些有价证券的人,他们的钱,已经变成了资本(而传统理论指出,资本与剥削是“共存”的),股民数量的高速增长,其身份如何界定,成了新的问题。

在国外,有些股份公司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对公司的重大事宜有决策权,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经济理论界看到这种现象后,提出了“经济社会民主”的概念。当然,“经济社会民主”的概念此后还扩大到了“国家级”。经济社会民主发展的程度,不能不说,和企业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性质。把经济社会民主的诉求转移到国家经济的运行和运作方面,这立刻就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家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丝毫不敢小觑。有些论者甚至从经济社会民主的状况出发,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笔者感觉,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状况出发,综合性地重新认识社会的性质,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全新途径(方法)。由这个途径出发,还可以制定出判别社会文明程度和进步程度的综合性的定量标准。

在中国,有些所谓“央企”上市,也成了“股份公司”,但是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央企的股份公司召开过什么股东大会。就我们所知,这些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并不是任何大会选举产生的,而是政府任命的。当然,政府任命的董事长,也可以随时由政府进行撤换。在中国,还没有很明确地把“经济社会民主”这个词以及所包含的内容,提到议事日程上。然而,这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么,它和企业的性质毫不相干么?

对于公有与私有、国营与民营、国企与民企、国内合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跨国合资企业,还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相关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解读,尤其在性质判定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在论争者里,没有人会承认有一个“标准答案”。然而,这一切都和所有制问题、和所有制的性质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所有制问题的复杂性。

还有一个问题算是个小插曲,即马克思也曾经买过股票。他玩的颇有水平,据闻小有所赚。无产阶级的领袖,在可能算是比较小的程度上,也曾是资本持有者,这倒是挺有意思的。现如今,工人持有股票、营利性基金或其他有价证券的,有多少人尚不得而知,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亦不得而知。但这种事例的存在,不仅不可否认,恐怕还不是比较“个别的”。

所有制的形态是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这正如阶级形态一样。瑞典的知名学者芒努松先生说:“非常坦率地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确不再适合了。因为,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很少,只占整个人口的5℅~10,其他人属于工薪阶层。

也许是因为所有制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总是处在变化过程中,所以欧洲原来的不少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把这个问题淡化。德国学者迈尔就说:“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很清楚,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

经中共十八大作部分修改的、于20121114日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十分肯定的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新党章的全文中,没有一处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是以所谓“全民所有制”或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使人感到,以所有制来判定社会性质这一原则,或曰基本标准,已经被模糊了,被向边缘推去。

在同一领域内可以有相互对立的(或有明显区别的)两种事物形态,即两个类型。然而这两个类型之间还可能存在它们之间的过渡型、混合型、复合型、化合型、混合型加化合型等等多种类型。世界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越来越丰富多彩。从上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无论是“老三论”,还是“新三论”,都使上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陆盛行的“两论”和“两论起家”,显得相形见绌;在理论上,后者简直就是“小儿科”。无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现代科学哲学给我们提供的新东西,是传统理论所望尘莫及的。

在某些论者的嘴里,可以随便指证某个国家是“资本主义”,某个国家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根本就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想当然,就是标签主义。他们把复杂的问题或事物简单化,然后贴上标签,以便于根据标签简单机械地对待这些“有机的”复杂事物。这些论者虽然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但实际上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在他们身上极为贫乏。针对这些人,有时候真令人觉得,“少谈些主义,多研究写问题”的提法,绝非一无是处。

 

二、       对分配的再认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个很经典的口号。这个口号赢得了无产者的心,赢得了劳动者的心,赢得了穷人的心。这个口号所排斥、反对和否定的,是“按资分配”。这个口号隐含着对资本的彻底剥夺。举例来说,三个人合资办企业(或是商业),甲出资100个单位,乙出资200个单位,丙出资300个单位,三个人还同时在企业中参加劳动。这样,在企业获得利润后,若不考虑出资多寡,三人平分,这合理吗?在历史的发展中,“按资分配”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活动中,“资本”本身的强烈要求,就是“按资分配”。不过,“资本”离开了劳动,不过是一堆死东西。“资本”深切地知道离开了劳动就没有利润,所以从来也没有反对过“按劳分配”。

由于对“按资分配”的彻底否定,剥夺资本所有者的暴力便发生了,这种暴力活动被称为革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造反、革命和暴力活动,无不存在着“剥夺”的内涵。应该承认,历史上各种起义、造反、革命和暴力的发生,都反映了被压迫者对于平等的诉求,也包括了经济上有关“剥夺”的渴望。但是事情的发展变化常常是起义与革命的成功,又往往成了新的不平等重建的开端。

自从“资本”产生以后,纯粹的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都是没有的,而是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并存。在现代企业,其获得的利润,要拿出一部分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缴税”,此外还要支付这样那样的社会费用,剩余的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的,又有资方和劳方两部分。企业内部的分配简单的来说,就是资方按资,即考虑不同出资人出资的多寡;劳方按劳,即考虑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劳动量。这里,作为资方和劳方两个方面,如何合理地分配,成为矛盾的焦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经济的发展。纵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劳资矛盾的调节,更多的是以资方的妥协和退让为主。应该看到,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劳方的工作时间在不断缩短,劳动的环境和条件在不断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在涉及脏、苦、累的劳动岗位尤其明显)。这三个“不断”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的事实。它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必然结果。

中国有一个时期,按劳分配搞得不好。在大搞人民公社的背景下,平均主义盛行,农村中,公社社员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比较普遍,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城镇的工业生产中,创新得不到提倡,发明创造得不到经济回报,同样影响了生产力正常的发展。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带给中国的,是很深刻的痛楚。“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和极“左”路线倡导的“公”而“不公”,有着必然联系。

劳动力包含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毋庸多言。在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越来越重要。所谓创新,归根到底是对科技发展的创新。认识到这一点,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才受到空前的重视。应该承认,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实际的种种举措,也比中国强。在西方民主国家,富翁或者说有钱人的行列中,发明家和科技创新工作者的名单,在迅速地增加。这说明,人家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比我们强、比我们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谚云,“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等,这些话既是客观的,也是切中当时中国的时弊的。当然,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奖掖科技创新方面,也有所加强。但现状并非特别理想,以某些演艺界的艺人而言,他们的实际收入,依然是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所望尘莫及的。

“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共存的状况,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必然的。在笔者看来,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很有点虚无缥缈的味道。这个口号面对复杂的现实,最缺乏的就是“区别情况、区别对待”的现实基础;而区别情况、区别对待,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必须的、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按需分配”中的一个“需”字,难以用什么具体的标准加以界定。严格地讲,“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近似文学语言,十分缺乏科学性。

实际上就分配而言,除了一次分配,还有一个二次分配的问题。网上“360问答”“360百科”对二次分配的解释很不全面。其缺陷在于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已经就业的工作者,在二次分配中也可能受益的现象。二次分配一般来说,是指国家财政收入的资金,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再次分配给本国国民。在特殊情况下,也分给国外的部分民众(如受灾民众等)。社会保障形式包括失业救济、低收入救济、养老金、助残资金等等。国家财政,还可以用在扶贫,支持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国家基础建设等等方面,其利惠及全国。

二次分配中还有一种情况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在二次分配中还隐藏着“按权分配”。国家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分配给公务员队伍的。如果说,公务员为国民进行了一定的服务,按服务状况取得一定的报酬,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这里隐藏着“按权分配”的成分,其成分是肯定存在的,也是很难厘清的。举例来说,毛泽东生前,国家为他个人专门建造的“离宫”(别墅),在全国各地就有六十多处,其豪华程度之高,绝非民宅可比,其造价之高,更是可想而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按权分配”吗?还有,现在的有些高官(如江泽民、曾庆红等等),他们退休之后,由于退休前位高权重,还享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超高“待遇”,这不也是“按权分配”吗?“按权分配”不仅不合理,这四个字本身,就令人厌恶。

无论任何国家,怎么安排税收,都是最重要的大事,它本质上就是国家从纳税人那里拿走多少;无论任何国家,怎么安排国家预算,也是最重要的大事,它涉及每个国民的利益。西方民主国家的议会,对于上述大事,都是极其认真的,而且充满了没有硝烟的斗争。当然,也有些国家因了集权与专制的需要,这些大事,搞得很不透明,并且千方百计规避民众的监督。大事是少数人说了算,不准多数人七嘴八舌说三道四,正是这种国家的特征。

欧洲的一些原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有一些代表中下层民众的政党,他们千方百计进入议会,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争取利益。这些政党在经济社会民主方面下了大力气,在对国家二次分配方面尤其是有关的立法方面,竭尽全力,作足了功课。应该说,他们对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构建,功不可没。而北欧四国之所有会被称为福利国家,完全有赖于这些政党在议会斗争中的努力。这些政党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因素得以萌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这些政党在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是被视为叛徒的,中国则给他们恶狠狠地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在极“左”理论家们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们受到了严厉的口诛笔伐,被骂得一无是处。

 

三、       对法权的再认识

6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法权的解释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这个解释当然是不错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由于在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大多数民众都承认的、不成文的相当于法权的权利。所以,从现实出发,我们对于法权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一些。

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词,但何谓“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并未给出简明而准确的定义,以及更详尽的概念性解释。

在笔者看来,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利。对这种法权作宽泛的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维护私有财产存在的合法性,它长富贵的威风,灭贫穷的底气。它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宝,也是资本利益的保护神。

资产阶级法权在客观上制造了许多社会上实际不平等的现象。举例来说,富人的子女自打呱呱坠地,就处在养尊处优的蜜罐之中,有的立马就可以拥有财产;而穷人(例如穷苦的农民)的子女,童年时代只能光着屁股在地里爬。这种落在儿童身上的不平等,应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最深刻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细究起来,恰是资产阶级法权使然。可见,“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引起“愤青”之“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被某些论者指为“资产阶级”口号,是“资产阶级”价值观。殊不知,这里同时隐含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更不知,它也可以称为反对阶级压迫的有力武器。不少反对殖民主义的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则以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武器。中国有个“革命者”叫做张春桥,他在19581013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深得“大救星”赏识,从此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文革小组的成员,可称为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他于197541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再次祭反发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大旗,可谓深得“大救星”思想的精髓,对“大救星”的“左”倾路线,进行了全面诠释。

张春桥像一切极“左”理论家们一样,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概念,在他以及他们那一派理论家都要来个一分为二,分成是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差一点就把太阳和月亮,也分成是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了。他们这是得了“大救星”思想的真传(“大救星”还曾提出过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不知“反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样),时时刻刻坚持所谓阶级观点,对任何事物都要先贴上冠有阶级二字的标签,是很典型很拙劣有违常识的分析方法,堪称黔驴之技。

在张春桥看来,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第一步是无产阶级要通过大规模暴力武装夺取政权,把革命的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第二步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75年的中国大陆,谁是资产阶级实在很难说,不过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秉承了“左”派理论家们的理论,已经找出了和资产阶级等同的人群,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九类人,其中地富反坏右已经去世的,由他们的子女“继承”。

什么是专政?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压迫,限制其自由,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要进监狱,另有一部分叫做“监外执行”。林彪有句名言,说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大救星”思想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所设的牛棚,和劳改队差不多,可谓准监狱,等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指出,无产阶级是不能和资产阶级讲平等的,要实施这种不平等,依靠的是广大群众。共产党运动群众的经验极其丰富,办法之多,足可令人叫绝,他们有办法让群众和他们一起发疯。“文化大革命”期间,配合“全面专政”的红色恐怖,足以使大陆的江河呜咽、大地呻吟。

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办法,在张春桥们眼里其实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恰是“大救星”思想理念的灵魂,表现在他的《五·七指示》之中。《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图景,由大屠杀的头子、柬共独裁者波尔布特率先在柬埔寨“绘制”成功。“大救星”对此深有感慨,“文化大革命”晚期,“大救星”接见波尔布特时,对其大加赞扬,说:“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倡导阶级压迫,认为阶级之间不能讲“平等”的理论,其来有自,特别明确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这就是19665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驳斥了诸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主张。这个《通知》的精髓就在于把“不要平等”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上,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上。张春桥毫不含糊地秉承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坚决贯彻了“大救星”的“左”倾路线,高举不平等之刀向“资产阶级”砍去。这里先不说他的文章戾气十足,且看一看其效果如何。张春桥所谓的造反、革命、专政,真的使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了吗?不,绝对不是。造反、革命、专政并没有在实际上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却树立起了新的统治阶层法权。

历史上,统治阶级、统治阶层、统治集团,无不具有相当大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他们的法权。历史上的法权只有转移,没有破除。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条件下,取得政权的集团,以他们子女的生活状况,和底层群众做一比较,您就可以意识到,其间的不平等状况,乃是×××法权造成的。曾经有论者撰文指出,中国存在“集体世袭”的现象,中国的官二代普遍得势得利,说明了这种现象。毫无疑问,这种现象的存在,离不开“官法权”的支撑。其实,无论任何阶级或是集团的法权,本质上都是特权;享有人人共有的权利之外的权利,就是特权。它们才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这种特权,由于有了“法”的保护,有了落后文化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支撑,其大行其道之时,必产生祸国殃民的后果。

追求自由与平等,应该是人类作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强固。考察历史上所有的特权时代,可以更深的领悟“自由,平等”这种价值观的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它们之所以成为并被称为普世价值观的必然。

在当今世界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走在前列的国家,所作工作最切实、最细致的国家,贡献最大的国家,并不是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是西方民主国家。以失业救济法而言,它首先诞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此外,“低收入补助”“残疾人救助”之类的法律,也首先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确立。有些西方民主国家,像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生育补助、免费教育等等,花样繁多,无不向无权者、穷困者倾斜。这些有关的立法,无疑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切实、最有效、最有力的举措。这些在生老病死、个人教育、个人发展方面的保障,对于资本家或大富翁来讲,或许不很在乎;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和弱势群体来讲,却至关重要,不能忽视。还应该指出的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都立法,设立了“遗产税”,有的还课以重税,这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就更直接更有效了。

比起西方民主国家,中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行动刚刚起步,要说差距,那是大得惊人。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说是步人家后尘,但毕竟是在前进。

西方民主国家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立法,不是马克思所为,更不是列宁所为。这是原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果。这些政党至今仍被极“左”理论家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被骂成修正主义。当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发表文章对这些政党予以肯定时,立刻引起了一些极“左”理论家文革式的围攻。这些政党在长期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已经接受了关于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接受这些价值观,正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西方民主国家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立法,尽管走在了世界前头,但有些“极”左理论家,仍以所有制问题为由头,给它们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从而反对、敌视和进行攻击。这些理论家,在本质上真可以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哲学思想来说,这些“理论家”可能真的不承认,新的东西会在旧制度的框架内萌生并发展壮大。他们不具备知晓这一重要规律的常识。

北美洲独立战争时享有盛名的托马斯·潘恩于17761月发表了一本50页的小册子《常识》,在美国引起轰动。笔者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笔者觉得,常识对于人和社会来讲,确实太重要了。有些理论家的煌煌巨著,有些宣传家的玄妙说辞,有些政党的严肃宣言,经常识一检验,有的很荒谬,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的则露出了忽悠人的真面目。坚持以常识看待一切、衡量一切,豆腐渣的伟大工程,瞬间便会訇然垮塌,成为笑柄。

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在反对以特权为本质的种种法权的斗争中,高举的是普世价值观的大旗,坚持的是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正成为一个伟大的潮流,冲击着旧世界残存的专制制度。世界上残存的集权专制制度,其代表人物的恐惧,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最堪玩味的,就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自己”的“自信”。然而,一方面是世界的大潮难以抗拒;另一方面,先进的新东西在旧体制内萌生、成长和壮大的发展规律,或许更具潜在的伟力。这适成为我们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依据。余已年届耄耋,生命已近尾声,有了对于国家和人类未来的希望,我想我将会坦然而从容的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在我离去的时候,我将因为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而高兴地闭上我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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