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话寓言中,蛇和狐狸之类动物,多半作为丑恶狡黠的反面形象出现。然而,在某些作家笔下,竟一反常态,它们被赋予全新的美学意义,塑造成令人喜爱的正面形象。
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蛇》:“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呵,莫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诗里那缕浓郁的情思,隽永的意境,着实令人心醉神迷。而诗人用蛇来比喻相思或爱情,更是新奇大胆,出人意表。然而,它又是如此贴切自然,委婉动人。热烈执着而难以言喻的爱情,在这里得到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抒情主人公那种微妙复杂的相思之情,借助蛇的形象得以巧妙地抒发。在此,世俗中有关蛇的印象已不复存在,它甚至使我们联想起李商隐的诗句:“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蛇同青鸟一样,简直成了爱情的信使。
谈狐说鬼的《聊斋志异》,在形象的塑造上也是匠心独运。在蒲松龄的笔下,象婴宁、青凤、聂小倩之类狐精鬼魅,并不使人觉得是丑恶狡黠、狰狞可怖的异类,相反,却成了通晓人性、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她们美丽善良,活泼多情,对爱情执着大胆,不为封建礼教所拘,至今仍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在这里,作家的美学理想同样得到了独特的艺术表现。
世俗所厌恶的动物,到了作家笔下,反而成了令人喜爱的艺术形象,这大概也算一种化腐朽为神奇吧。当然,并不是作家故意要标新立异。上述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形象之产生,关键在于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艺术上的大胆追求。没有超群的胆识,要创造出如此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有的青年作者并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不去认真地研究生活,不愿多花时间去孕育形象,总是习惯于追潮流,赶时髦,看行情,什么吃香便写什么。过去有一阵写武斗冤狱很流行,他也就写武斗冤狱。后来许多人写普遍人性,性的解放,他也如法炮制。虽然创作数量颇为丰富,可是从中看不出对生活的真知卓见,人物形象也彼此雷同,缺乏新意,从思想到形象都显得平庸。平心而论,要不满足现状,不断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谈何容易?这往往需要作者长年累月地惨淡经营。
人们有理由要求作家不断地探索追求,推陈出新。当一个作家在创作上陷入苦闷的时候,并非坏事,这往往预示着新的突破。如果因总结创作得失而少写了一点,这并不坏,为什么一定要以创作丰富自乐呢?人们都明白:如果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文坛,那只能败坏读者的胃口。愿作家们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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